鸦片自肆虐中国，导致中国城乡经济衰败。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来自西南土产鸦片和进口的印度、伊朗鸦片一度无法顺利进入山西，但同时山西人口中竟然有一成吸食鸦片成瘾。于是烟土商人将山西全境50万公顷耕地的三成用于种植鸦片。这进一步影响了粮食生产。阎锡山从儿时便深知鸦片对经济尤其是农业的毒害作用，掌握山西省政后动用军警坚定地在山西进行禁种、禁运和禁吸，至1918年，全省烟苗大部被铲除。随后，山西各县普遍设立禁烟酒，由省府统一制作戒烟丸，发给烟民。结果山西的鸦片销售基本由阎锡山垄断，烟民成为省府的摇钱树，但另一方面山西的禁烟力度在民国时期始终较强，鸦片流毒得到了部分抑制，至少避免了影响晋绥军财政和兵源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改良山西人的形象，阎锡山一面强制要求全省剪辫，另一方面以行政强制、处罚罚款配合说服教育。山西各县成立天足会，县知事强制担任会长，各级公务员和村长闾长强制入会，否则立刻停职。各县妇女，如果被查出缠足，就会被押至县衙处以高额罚款，无钱者便强制由缠足女子之母进入政府兴办的新民工厂做苦力。在这样多管齐下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下，山西至1922年全省幼女已极少缠足。禁烟、剪辫、放足保证了阎锡山山西建设计划和晋绥军扩军备战始终有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

阎锡山为了解决水利问题，在省设水利局，县设水利分局，在勘测全省水资源分布情况基础上，制定《山西水利简章》《山西水利计划案》，并颁布《兴办水利贷款章程》，要求各县农工银行扶植地方水利组织，鼓励民间自办水利。在省府的倡导下，山西全境大办水利，从1917年六政考核处成立至1923年为止，山西全省开渠504道，灌溉面积达到近200万亩，打井17862眼，灌溉面积约7.74万亩。除此之外还修筑蓄水池等水利设施，至1925年，山西全省水田已经从阎锡山上台前的370万亩增加到了550万亩。

水利设施的发展也保证了阎锡山植树造林和蚕桑计划的推广。1917年后，山西设省农桑总局、县农桑分局，并在各地设立农民传习所和女子桑蚕传习所，培养相关技术人员。阎锡山自己带头捐款，在晋北、晋中和晋南各修建一个实验桑园，要求晋中各县植桑40亩、晋南各县植桑32亩，晋北各县也需植桑24亩，由县农桑分局设立苗圃、开辟桑园，省农桑总局负责购买桑苗培育后分发各县。据《山西通志》记载，1922年，山西一省有桑树8034.4万株，年产生丝62吨，养蚕户达到近18万户。同时，山西要求每人至少种植一棵树，在林业总局、林业传习所和林业促进会的支持下，山西1921年全省植树5152万余株，实际成活2946万余株，1924年造林33.2万余亩，植树5330万株。1929年，湖南省考察山西村政代表团代表吕振羽在《村治月刊》上形容山西道路两旁树木枝繁叶茂，“恍佛如入绿叶丛中矣”。

另外，为防止因采购棉纱导致山西银钱外流，阎锡山力主利用全省9000余万亩闲散耕地种植棉花，因此棉花成为三事之首。山西省统一采购美国长绒棉籽和山西平阳早熟棉籽分发各县，至1921年，山西全省棉花种植面积从1917年不足20万亩增加到79万亩。至1927年，山西全省27个县种植棉花，基本保证了山西本省人的穿衣用布问题。

六政三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得山西的经济水平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日后中原大战山西对抗有江浙财团和西方银行支持的蒋系军阀的根本经济基础。1930年8月23日《大公报》撰文《军费约占收入十分之九，供给前方在千万元左右》，其中认为“联军四五十万正在前方拼命之时，一切饷粮均靠山西供应”“（山西）全月收入计百四十万，每月开支约百七十万，军费约百二十万。”考虑到反蒋联军兵力在70万左右，上海银行界认为“北方（反蒋联军）每月需一千万元”，如此庞大的军费，山西一省自然无法长期负担，不过阎锡山至少很大程度上为反蒋军提供了最基本的资金、弹药，虽然最终导致山西民穷财尽，但由此可见阎锡山从1917年开始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惊人效果。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是阎锡山成为反蒋联军领袖的最关键条件。